她擁有多項中國“第一”的頭銜：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女留學生、第一位女大學畢業生、第一位女西醫、第一位醫院女院長、第一所公立護士學校的創辦人、中國護理教育事業的開拓者。她就是金雅妹。

　　多舛的年代

　　金雅妹(1864—1934)，小名“金阿妹”，去天津后改名“金韻梅”，浙江鄞縣韓嶺鄉(今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東錢湖鎮韓嶺村)人。如今在韓嶺村后街小沙井東邊，仍然有一處百年老屋“金氏紹房”，據稱這就是金雅妹出生的地方。

　　1864年5月9日，因為擁有了一個女兒，寧波基督教長老會牧師金定元夫婦滿心歡喜，為她取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名字——金阿妹(寧波方言取名加“阿”字，常以表示親切和喜愛的昵稱)。隨著一天天長大，金雅妹愈發乖巧可愛、聰明伶俐。然而天有不測風云，安逸而平靜的生活在1866年突變，當時村子里流行斑疹傷寒，金定元夫婦不幸染病身亡。轉瞬之間，年僅兩歲半的金雅妹成了無父無母的孤兒。金定元與美國基督教長老會來寧波的傳教醫師麥嘉締交情甚篤，因此麥嘉締和夫人把金雅妹視為己出，毫不猶豫地把她留在身邊一起生活。

　　鴉片戰爭后寧波正式開埠，因其有與海外通商的傳統，又有地近上海的優勢，被外國人看好，故寧波的教會勢力發展較快。傳教士麥嘉締1820年生于美國費城，曾先后就讀于哥倫比亞和賓夕法尼亞大學。成為美國北長老會傳教士兼醫師后，1843年他被奉派來華，翌年6月抵寧波，一面傳教一面行醫。據稱，他精通中文，甚至會講地道的寧波方言。麥嘉締曾協助在寧波創辦男童寄宿學校“崇信義塾”(后遷至杭州發展為之江大學)和另一所女塾。之后，他出任美國駐寧波首任領事、駐上海副領事、郵政局主政，以及應清廷之聘，任中國駐日使館參贊等職。到1864年金雅妹出生時，麥嘉締已在華傳教20余年。

　　當別的中國女孩正纏著小腳，疼得無法下地時，金雅妹用天足跟隨麥嘉締夫婦輾轉于美國、寧波、上海、日本，去完成她的學業。1869年，5歲的金雅妹隨麥嘉締夫婦到美國，并接受幼兒啟蒙教育。不久，金雅妹又隨他們返回中國。1872年，麥嘉締離開寧波去日本，此行是擔任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法律兼博物學教授，而8歲的金雅妹亦一起同行。1880年麥嘉締在日本東京美國長老會工作。1872—1880年，金雅妹正處于學齡期，輾轉中在日本的教會學校讀書，接受了初等和中等教育，并熟練掌握日文和英文，就此度過了她的少年時代。這樣，盡管年紀尚小，事實上金雅妹已成為中國第一位女留日學生。她赴日留學的時間，比1904年東渡日本的秋瑾要早30余年。

　　就讀美國醫科大學

　　1881年，金雅妹順利讀完了中學。麥嘉締見她天資聰穎，學習勤勉，便決定送她去美國的大學深造，這一年金雅妹剛17歲。

　　金雅妹抵美國后，考入了紐約大醫院附屬女子醫科大學，成為近代中國第一個留美女學生，也是當時該校惟一的中國學生。應該說，學醫是麥嘉締夫婦的期望，也是金雅妹的選擇，以致在多年之后，在被問及當初為何選擇學醫時，她總是陷入深情的回憶。在金雅妹懂事不久，麥嘉締夫婦就把其身世編成故事講給她聽，特別是她親生父母染病去世的經過，每次都讓小雅妹聽得淚流滿面。因此當金雅妹報考紐約女子醫科大學和將來畢業后要去中國傳播醫學福音時，麥嘉締夫婦在精神和物質兩方面給予了她最大的支持。

　　入學后，金雅妹不僅認真學習書本知識，而且十分注重實驗和各種醫療器械的使用，深受老師和同學們的好評。大學期間，金雅妹尤其對當時剛興起的顯微攝影醫學技術頗有研究，曾在《紐約醫學雜志》上發表過《顯微鏡照相機能的研究》等學術論文，提出自己在醫學方面的獨到見解和醫療化驗技術上的新探索等，引起同行專家的關注。

　　度過了4個春秋，1885年5月金雅妹以班上第一名的優異成績，在這所著名醫科大學畢業，成為最早畢業于美國大學的中國女留學生。但毋庸置疑，在學業優異光環下，不能遮蓋當時中國女孩遠在異國他鄉讀書時的艱辛，金雅妹曾回憶求學經歷：“那時，美國興起了反對黃禍熱潮。我永遠記得，走在街頭時，工人們會罵我;一起就學的女學生們，對我沒有起碼的尊重……”

　　《紐約時報》曾報道了1885年5月29日那晚紐約女子醫科大學舉行的畢業典禮情況。在典禮儀式上，醫科大學校長為畢業生頒發了證書，并舉行了醫師執業宣誓。金雅妹為該大學第17屆畢業生，同屆11人除金雅妹外均為美國學生。由于金雅妹來自中國，又曾在日本長期生活，按照該報的說法，紐約的中國領事和日本領事也出席了這場畢業典禮。

　　畢業后，金雅妹先后在費城、紐約、華盛頓、佛羅里達等地的一些醫院實習，于1888年獲醫生頭銜。由于她理論知識扎實，實驗技術精良，臨床醫術精湛，所以先后擔任過紐約大醫院及紐約蒙非弄華人普濟院的住院醫師。盡管金雅妹在美國已有了穩定的工作和優越的生活，但幼時父母因醫療技術落后而亡故的慘痛經歷，一直讓她難以忘懷，她希望有一天可以用自己的醫學知識解除同胞們的病痛。

　　學成后曾到處漂泊

　　1888年底，24歲的金雅妹毅然回國，在荷蘭基督教復興會婦女會的資助下，進入福建廈門一家教會醫院工作，成了近代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女海歸”。在教會醫院，金雅妹努力發揮自己的醫學知識優勢，為病人治療。但是，工作的繁重和水土不服還是讓她不時感到不適，第二年即1889年，她因突患瘧疾離開福建，舉目無親的金雅妹選擇到日本神戶治療休養——神戶是金雅妹早年生活過的地方。

　　病愈后，金雅妹在神戶從事為基督教會行醫傳教方面的工作。比如，她幫助教會行醫，負責婦女兒童的醫療工作;為當地助產婆建立教室，用近代醫療手段培訓她們;還開設了婦女兒童診療所，在該所許多時候她是獨自承擔：又當醫生，又當護士，還兼職助手和勤雜工。當時神戶不斷發現流行性傳染病，為診治這些病人，金雅妹付出了許多心血，并對該地遏制流行性傳染病的傳播作出了重要貢獻。她在神戶行醫5年，工作非常出色，深受當地人們的歡迎。

　　1894年，金雅妹年屆30歲，在日本與達·席爾瓦邂逅。來自澳門的達·席爾瓦是西班牙籍的葡萄牙人，當時是為美國服務的海關人員，同時也是一個語言學家、音樂家。兩人經一段時間相識相知后，隨之結了婚。不久夫妻倆離開神戶去了美國，兩年后生下一個男孩。然而，因價值觀和性格等方面的迥異，這個婚姻并沒有帶給金雅妹些許慰藉，反而增添了不幸。1904年，在金雅妹40歲時，兩人終告離異。此時，金雅妹的事業正值曙光出現的關鍵時期，她沒有時間照顧8歲的兒子，只好忍痛讓他跟隨麥嘉締夫婦生活。

　　除了日本神戶，金雅妹還先后在中國華南以及夏威夷等地行醫。由于健康原因，后來又返回美國，一度居住在南加利福尼亞。約在1905年，在經過了短暫的歐洲旅行后，已屆不惑的金雅妹又回到中國，在成都、廣州、上海等地開設私人診所，由于她醫德高尚、醫術精湛，故深受患者歡迎，前去求診者絡繹不絕。經她悉心診治，不少病人康復如初或轉危為安。數據表明，19世紀末整個中國的女醫士總計有21位，金雅妹則是中國籍的第一位女醫師。

　　任職女醫學堂校長

　　1907年，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凱，聘金雅妹為中國近代第一所公立婦嬰醫院——北洋女醫局的院長。女醫局于1902年7月15日開診，地址在原東門外水閣大街24號，即天津人俗稱的“水閣醫院”前身。金雅妹任職之后，以儒家文化底蘊給自己取雅號為金韻梅。

　　在醫局工作中，金雅妹深感醫院護理人員的數量不足和相關護理知識的缺乏。在1908年8月，金雅妹說服袁世凱，創建北洋公立女醫局附設北洋女醫學堂，她出任堂長(校長)兼總教習，學校向社會招生培養醫療護理人員。這是天津第一所女子護士學校，也是中國第一所公立女子護士學校。從這一點來講，金雅妹是中國護理教育的開拓者。據《紐約時報》報道，金雅妹在籌辦北洋女醫學堂期間，時任美國總統的羅斯福曾寫信給袁世凱，為金雅妹提供過幫助。

　　金雅妹主持北洋女醫學堂期間，引進西方先進護理技術和理念指導教學，提倡婦女解放，參與社會服務。由于學堂原有教習水平有限，不能給學生較為有效的指導，金雅妹毅然決定，特聘通曉中文的英國女醫生衛淑貞為女醫局醫官和實習教習，特聘中國第一位護理專業女留學生鐘茂芳任看護教習。金雅妹還親自授課，將在國外學到的醫學知識和她行醫20多年所取得的豐富臨床經驗及診斷技術，毫無保留地傳授給學員們。

　　北洋女醫學堂

　　與當時女學堂招收士紳家庭的女孩不同，北洋女醫學堂的學生以貧寒人家女孩為主，初招30名，分產科、看護兩科，以兩年為修業年限。課程內容主要包括產科、育嬰及通用藥理、衛生、飲食學及國文等。教學方式上仿行西法，學生除學習課堂講授的知識外，還要在女醫局進行實習活動，以達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目的，比如規定，每名學生畢業前至少有50次的院內自管接生及25次的院外自管接生。

　　這樣，女醫局和女醫學堂都取得很好的效果，僅在1911年前10個月中，女醫局施治病人達1.6萬余名。女醫學堂開辦兩年后，首批學員何淵潔、崔淑玲等11人畢業，次年又有胡儒貞、孫淑貞等5人畢業，這是近代中國自行培育出的第一批護理人才，使先進的婦嬰護理技術率先得到廣泛應用，其影響深遠。在任該校校長的8年中，金雅妹其弟子為數眾多，稱得上是桃李滿天下。

　　1916年袁世凱去世后，多年來對北洋女醫學堂予以經費支持的天津海關停止撥款，金雅妹遇到了辦學經費無著的尷尬情況。此時，熱心公益的天津近代教育家嚴范孫、李琴湘等人接辦學堂，該校由公辦轉為官商合辦，學校改名為天津女醫局附設護士助產學校。在此情況下，金雅妹辭去女醫局院長、學堂校長的職務，由天津移居北京。

　　熱情參與社會活動

　　1904年10月，第13屆世界和平大會在美國波士頓舉行，大會主席介紹了來自中國的金雅妹。金雅妹在演說中稱，“兩千年來，中國人始終是和平的守護者，和平是中國人的天性。”這是金雅妹第一次出現在紐約公眾面前，就向人們展示了其講演魅力。自此以后，由于精通中、英、日、法等語言，又在美國受教多年，對美國社會各階層有很深了解，再加上她觀點獨特、語言機智，十分受聽眾的歡迎，似乎成了那個時期在美的“中國大使”。《紐約時報》稱：“金雅妹醫生這位優雅嬌小的中國女性，以其為自己人民辯護的演說，一直使美國聽眾傾倒。”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日本以對德國宣戰為借口出兵山東。1915年金雅妹在旅美期間，曾在舊金山發表演講揭露日本對華侵略政策，并因此受到日方警告，被要求保持中立，但金雅妹并沒有退卻。當年11月27日，金雅妹在紐約發表了題為《中國與戰爭》的演說。金雅妹在日本生活了14年，對日本有深刻的了解，她指出，日本的意圖是占領擁有肥沃土地與眾多人口的中國，以便成為一個更強大的國家，可以與西方列強相抗衡。金雅妹對日本侵華陰謀的警惕和揭露，表明她為祖國辯護的愛國立場。

　　在辭去女醫局院長、學堂校長的職務并移居北京后，金雅妹將主要精力都放在參與北京知識界的社會活動，致力于培養醫護人才、傳播醫療衛生知識的工作，關注下層民眾的生活疾苦，并積極開展慈善活動。她依托自己在當地教會及慈善機構的人脈，竭盡所能地為勞苦大眾化解燃眉之急。

　　據稱，金雅妹對北平孤兒院十分關心，經常前往考察，更是帶領醫護人員去做義工。當知道該孤兒院經費所剩無幾時，她就積極行動為孤兒院募集善款。善款的來源之一，是燕京大學開辦的一所紡織廠，金雅妹兼任該工廠的管理工作。她還從各鄉村搜集來“異常美麗的剪紙”，親自拿起繡花針，對照著這些剪紙，做出精致的繡品，試圖以此來募集經費。

　　在20世紀末20年代，中國教育領域里出現了一種新的教育理論和實踐，這就是平民教育和鄉村改造運動，它的倡導者和推行者是一批抱著“教育救國”理想的歸國留學生。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所辦的“清河實驗中心”，就是平民教育和合作社性質的扶貧組織，金雅妹對此非常感興趣，并積極參與該組織的活動，幫助其開展保健防病等。更有意義的是，她還捐助北平國立第一助產學校建立清河實習基地。

　　金雅妹知識淵博、興趣廣泛，熱心公益，曾積極參加當時一些學術活動和社會活動，她的意見和合作精神受到各方面的重視。1933年9月21日，她應北平扶輪社(為聯合國的聯系團體)之邀，作了題為“新舊中國婦女”的演講，號召中國女同胞為自身的解放而奮斗。遺憾的是，這是她最后一次的公開講演了。

　　贏得人們的贊許

　　在天津時，金雅妹一人兼管學堂、醫局、廣仁堂三處“單位”，但在事業發展光鮮的背后，伴隨著她的始終是“難以言喻的寂寞”。到了北京后，沒有親人的金雅妹雖樂于結交朋友，但在社交活動之余，仍然感受到深深的寂寞。友人回憶道：“如果沒有客人前來，她總坐在客廳的壁爐前，裹在自己的皮大衣里——北平的夜往往非常的冷——她在那里講述自己的故事。”

　　1910年9月，當事業處于頂峰之時，金雅妹曾請求赴美探親，因為兒子正在美國讀書。請假獲準后，金雅妹遂于1911年1月抵美。由此看出，金雅妹深愛著自己的孩子。可惜，她的兒子在1918年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法國的索姆戰場，只有22歲，這成為金雅妹后半生持久的懷念和內心無從愈合的傷口。只是旁人看來，在經歷了失敗婚姻和喪子之痛后，金雅妹并未就此消沉，而是將精力全部投入醫學事業，但她承受了“一個女人能夠遇到的幾乎所有災難”。

　　因樂于結交朋友，金雅妹將在北平寓所的一部分出租，讓談得來的年輕人住下來，哪怕暫時沒錢付房租。1933年，她曾“收留”了一名外國房客、到中國做學術考察的捷克斯洛伐克小伙子普實克，后來他成為著名漢學家，并在回憶錄《中國——我的姐妹》中記敘了在北平的日子。在他的筆下，晚年金雅妹是一位可愛的老太太：“她喜歡在身邊聚集一些青年人，而且我可以邀請我所想邀請的人來品嘗她那久負盛名的晚餐，尤其是她的菊花湯。”普實克深情地回憶道：“在她的宅子里，我找到了真正的家……”

　　常年工作的繁忙和生活中的種種不幸，加之歲月的蹉跎，使金雅妹的身體逐漸顯現出病態。根據協和醫院病歷記錄，至1934年她曾先后7次入院治療。這年2月，金雅妹在跟一個女界社團成員共進晚餐時受涼;后在坐一輛人力車去醫院時，再次受寒，從而轉為肺炎，病情加劇，再一次住進了協和醫院。

　　1934年3月4日，金雅妹與世長辭，享年70歲。在協和醫院禮堂，人們為她舉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動，所有認識她的人都為失去一位優秀的女性而倍感痛惜。1934年《中華醫學雜志》刊載了一篇與金雅妹一起工作過的美國醫生馬克斯韋爾的悼念文章，贊譽她是“技術精通的顯微鏡照像專家，國際醫學界的一位著名專家，偉大而獨特的女性”“更為重要的是，她為這個國家的孩子和工人的利益做了很多工作，直到她生命的盡頭”。

　　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女留學生、第一位女大學畢業生、第一位女西醫、第一位醫院女院長的金雅妹，過去國人相知者甚少。但值得欣慰的是，歷經百年滄桑，如今金雅妹贏得人們的贊許和尊敬。真是“芳魂雖遠去，青史應記留”。

　　來源：各界雜志2020年第10期

　　作者：裘偉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