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7月11日電題：銘記歷史 緬懷先烈|風云“八辦” 烽火前哨——探尋八路軍辦事處的歷史功勛

　　新華社記者黎云

　　東起上海，西達烏魯木齊，北至太原，南抵香港……

　　抗戰期間，中國許多重要樞紐城市里都曾有一處身份特殊的小樓、小院。當年的名稱或有些許差別，如今，它們被統稱為“八路軍辦事處”，簡稱“八辦”。

　　全面抗戰爆發后，經國民黨當局同意，中國共產黨先后在全國各地公開設立了18個辦事處。在中華民族抵御日寇侵略的歷史上，“八辦”如同一座座紅色堡壘，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

　　一扇窗

　　橫豎不過半尺，一個方正的小窗，開在西安七賢莊一間臨街房間的墻壁上。有人說，窗外是西安，窗內是“延安”。

　　當時，《新華日報》就是從這扇窗戶傳遞出去，使國統區了解了我黨的政治主張，也讓世界知曉了“中國的西北角”。

　　西安“八辦”的地下電臺還承擔了紅色中華通訊社電文的轉播任務。這個秘密電臺不僅使遠在江南地區出版的新四軍《火線報》《東進報》可以及時轉載來自延安的聲音，還讓黨的電波傳至歐洲的部分地區。

　　重慶、武漢的“八辦”，同時發行兩種版面的《新華日報》，又經過西安、桂林等地“八辦”，發往各地以及國外的共產黨組織，最高發行量一度突破5萬份。

　　在香港，《新華日報社論集》和《群眾》周刊印刷發行，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論著被翻譯成英文。香港“八辦”創辦了《華僑通訊》，許多文章除被港媒大量轉載外，還登上了紐約《華僑日報》、秘魯《華商日報》和菲律賓《菲島華工》……

　　洛陽“八辦”的電臺, 則成為中共河南地下組織的重要通信聯絡平臺，幫助中共豫西省委打通了與中共中央、中原局、八路軍前方總部和新四軍之間的無線通道。

　　在“八辦”推動下，我黨的政治主張不僅被全國人民廣泛知曉，極大鼓舞了抗日救國的信心，也取得了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一盞燈

　　在進步作家丁玲的回憶錄里，西安“八辦”地下室里那盞瓦數不大的電燈，讓她看到了希望。

　　剛剛被我黨營救出來的丁玲，隱蔽在西安“八辦”地下室里，等待前往革命圣地延安。昏暗的燈光下，丁玲見到了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和史沫特萊。“這時大家都年輕，都有滿腔熱情，用三種語言同唱《國際歌》……”丁玲在回憶錄里提到。

　　抗戰時期，“八辦”高度重視做進步青年的工作。中共中央決定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在國統區招生后，“八辦”很快就成立了招生機構，周恩來、朱德、彭德懷和葉劍英等親自到西安、武漢、廣州等地學校演講、進行宣傳。

　　很快，“到延安去”成為進步青年的時代追求。詩人柯仲平深情寫道：“我們不怕走爛腳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

　　1937年底，南京淪陷，南京“八辦”和武漢“八辦”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后送了近千名進步青年到延安去。僅1938年2月至5月，西安“八辦”護送了2000余名進步青年前往陜甘寧邊區。“許多人看到延安寶塔的一刻，激動地俯下身子，親吻腳下的土地。”延安革命紀念館館長劉妮介紹說。

　　艾青、冼星海、蕭軍、賀敬之、趙樹理、周揚、艾思奇……陜北匯集了那個年代璀璨的明星。

　　“父母當年在去延安的路上，經常遇到敵機的轟炸。”冼星海之女冼妮娜說，但這沒能動搖他們去延安的決心。1939年春天，34歲的冼星海在延安舉起從法國帶回來的指揮棒，指揮延安魯藝合唱團唱響了民族交響史詩《黃河大合唱》。

　　除了進步青年，經“八辦”引薦前往陜甘寧邊區的，還有很多愛國華僑華人、國際友人，包括中國人民家喻戶曉的斯諾、史沫特萊、白求恩、柯棣華……

　　至1940年，約有10萬人經“八辦”匯集到延安，其中接近半數是知識分子。這樣的一支人才隊伍，不僅為延安注入了思想、文化、藝術和技術的活力，還為后來新中國的成立儲備了人才力量。

　　也許是一種巧合，丁玲在上海的故居，隔壁就是上海“八辦”。

　　一座碑

　　當年到達西安“八辦”后，電臺隊長劉泮林上的第一堂課是氣節教育。劉泮林曾回憶，組織上要求每個人都要做好最壞的打算，但共產主義信仰不能丟。

　　門口就是特務、憲兵，斷水斷電，暗殺伏擊……為防止人民武裝力量的發展壯大，國民黨頑固派采取了多種卑劣手段。烏魯木齊“八辦”負責人陳潭秋、西安“八辦”高級參謀宣俠父、重慶“八辦”秘書李少石，都犧牲在國統區特殊的戰場上。

　　陳潭秋夫人王韻雪曾回憶，陳潭秋就義前，親了親才兩個多月的孩子，對她說：“我意料之中的事情已來了，你一定要按我平時說的身體力行，好好撫養孩子，培養長大像我一樣。”

　　一邊面對的是迫害和犧牲，一邊還要顧全大局堅持合作抗日。

　　1937年9月至1938年10月, 武漢“八辦”共后送軍餉法幣655萬元、槍炮730多支 (門) 、彈藥1300多箱、服裝4.6萬套、藥品3.5萬箱。南京“八辦”雖然僅存在了三個多月，仍后送軍餉及被裝折款計法幣197.5萬元，有力地支援了抗戰。

　　1939年，抗戰進入艱苦的相持階段，桂林“八辦”從東南亞籌集了一批無線電器材、醫藥、醫療器械、被服、汽油等，一共50多臺汽車，浩浩蕩蕩歷時4個月抵達延安。

　　除了籌集物資款項，各地“八辦”還開展了營救我方同志、揭露敵人罪行和團結開明人士等工作。

　　“‘八辦’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為中國革命和抗戰作出了巨大貢獻。”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紀念館館長余紅健介紹說。

　　1945年10月，在重慶“八辦”，毛澤東將《沁園春·雪》題贈著名詩人柳亞子先生，之后在報上發表，轟動山城。此時，抗戰已經結束，一段“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時代即將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