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兒童節即將來臨,27日,最高檢召開新聞發布會,聚焦未成年人保護的熱點話題。預防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建設、完善侵害未成年人權益懲防機制、防治校園欺凌、保護留守兒童……最高檢亮出檢察機關去年以來成績單、體制機制探索工作。
據介紹,《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這兩部我國未成年人相關重要法律,今年已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現正在緊鑼密鼓修訂中。
關鍵詞1 幫教矯治
罪錯未成年人分級干預制度啟動調研
去年,“湖南沅江12歲男孩弒母案”等低齡未成年人嚴重刑事犯罪引起廣泛關注,這也凸顯我國目前的法律對實施犯罪的未達刑事責任年齡未成年人、有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缺少有效矯正措施的問題。
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九檢察廳廳長史衛忠此前在接受采訪時表示,“解決這一問題關鍵在于,針對未成年人的罪錯程度設置階梯式的多種實體處遇措施,供司法機關根據涉案未成年人的具體情況加以適用,以實現矯治的個別化和有效性。”
昨日,史衛忠在發布會上透露這一機制的最新進展:罪錯未成年人分級干預制度已啟動調研。
推動預防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機制建設,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違法犯罪,除了上述的完善罪錯未成年人分級干預制度,還要探索涉罪未成年人精準幫教機制。
去年以來,檢察機關共對罪行較重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批準逮捕3.89萬人,起訴3.17萬人,保持必要的司法懲戒;對涉嫌輕微犯罪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堅持依法從寬處理,不批準逮捕1.27萬人,不起訴1.42萬人。
同時,要更加嚴格規范地落實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別程序。史衛忠表示,2018年以來共作出附條件不起訴8187人,幫教考察期滿后不起訴4700人,起訴238人。推行心理干預、親職教育等科學幫教手段,依靠專業力量開展精準幫教,案件辦結之后堅持跟蹤幫教,確保涉罪未成年人順利回歸社會。
針對重點青少年群體,管理服務工作也在不斷完善。
比如重慶等地檢察機關在參加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中,針對涉嫌黑惡犯罪未成年人中閑散未成年人居多,“學歷低、年齡低、認同感低”的特點,分析認為除了家庭、個人問題外,相關部門督查、管理不到位、社會引導缺位也是重要原因。因此向公安、教育行政等部門發出檢察建議,推動加強重點部位防控,健全學生學籍管理機制,嚴防輟學肄業或被勸退開除的學生被黑惡犯罪勢力拉攏,共勸返失學輟學學生1569人,從源頭上減少未成年人涉黑惡犯罪的發生。
關鍵詞2 懲防性侵
建立涉性侵害違法犯罪人員信息庫
對于侵害未成年人權益的行為如何懲防?史衛忠稱,要推行專業化辦案機制。
最高檢推行由專門的未檢檢察官辦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齊某強奸、猥褻兒童案就是一件典型案例。
齊某是一所小學的班主任,在一年多的時間里,齊某將班里多名不滿12歲的女生單獨叫到學校無人的宿舍、教室等地方,甚至帶到校外,進行猥褻或者強奸。他還在晚上熄燈后,以查寢為名,多次到女生集體宿舍猥褻女生。
該案終審認定齊某犯強奸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犯猥褻兒童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
但某省檢察院認為該案終審判決確有錯誤,提請最高檢抗訴。
最終,2018年7月,最高法院終審判決原審被告人齊某犯強奸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犯猥褻兒童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決定執行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最高檢對齊某強奸、猥褻兒童案等典型案例進行整理,下發指導性案例,進一步統一辦理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法律適用和證據審查標準。
史衛忠透露了一組數據:2018年以來,全國檢察機關對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批準逮捕5.42萬人,起訴6.76萬人,成功指控了米脂砍殺學生案,攜程親子園、紅黃藍幼兒園虐童案等一批社會高度關注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此外,檢察機關還牽頭建立健全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預防和及時發現機制,也具有較好的社會意義。
比如上海市檢察機關聯合16家單位建立了全國首個省級涉性侵害違法犯罪人員信息庫和入職查詢制度,以防止有性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前科人員從事與未成年人密切接觸的行業。
浙江杭州等地檢察機關推動建立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要求醫療機構和人員發現未成年人遭受犯罪侵害線索的要及時報告公安和檢察機關。
關鍵詞3 校園欺凌
未成年人遇校園暴力可以正當防衛
校園是青少年學習的場所,校園安全近年來受到社會各界關注。
史衛忠介紹,2018年以來,對校園欺凌犯罪共批準逮捕3407人,起訴5750人,有效震懾校園欺凌犯罪。
記者注意到,最高檢下發的第十二批指導性案例中,選擇了一起由校園暴力引起的正當防衛案件,明確未成年人在受到校園暴力侵害時,可以進行正當防衛,任何人都可以依法介入保護,以維護被侵害學生合法權益。
在校園安全管理方面,2018年10月,最高檢向教育部發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建議書》(下稱“一號檢察建議”),建議推動幼兒園、中小學校園安全建設,有效預防和減少教職員工性侵害幼兒園兒童、中小學學生違法犯罪發生。
同時最高檢將檢察建議書下發各地,要求各級檢察機關結合本地實際,共同做好監督落實工作。
一號檢察建議發出后,教育部高度重視,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小學(幼兒園)預防性侵害學生工作的通知》等規定。
史衛忠表示,目前最高檢聯合教育部或者單獨派員赴四川、河北、江西、上海、江蘇、福建、甘肅、內蒙古等省份進行調研督導,深入中小學、幼兒園,檢查督促“一號檢察建議”的落實。
不過,他也提到,包括一些檢察人員在內,對落實“一號檢察建議”的重要性沒有充分認識,導致工作停留在面上。一些地方學校領導、老師對“一號檢察建議”的主要內容并不知曉。“前不久某地甚至又發生了男性宿舍管理員猥褻女生的案件。對此,我們已督促有關學校立即整改,并對涉嫌犯罪人員依法追訴”。
關鍵詞4 留守兒童
從重從嚴懲治侵害農村留守兒童犯罪
農村留守兒童、困境兒童等弱勢群體的生活狀況近年來是備受關注的話題。史衛忠表示,要從重從嚴懲治侵害農村留守兒童和困境兒童犯罪。2018年以來對侵害農村留守兒童犯罪批捕2969人,起訴3593人。
比如,江蘇鎮江市檢察院在辦理劉某溺殺8歲留守兒童案中,嚴格審查證據,依法提起公訴,并提出判處死刑的量刑建議,得到法院采納。湖北、福建、陜西等多地檢察機關聯合公安、法院部署開展嚴厲打擊侵害農村留守兒童犯罪專項行動。
對留守兒童和困境兒童民事行政權益的保護勢在必行。在最高檢部署開展的未成年人刑事執行檢察、民事行政檢察業務統一集中辦理試點工作中,試點單位對監護人侵害、遺棄、忽視未成年人,導致未成年人處于危險狀態的,依法建議、支持有關部門、個人申請法院判決撤銷監護權89件,同時提供安置、就業就學、心理疏導等司法救助4750人次。
“如崔某性侵害、虐待親生子女,孩子母親也不管不問,導致幾個孩子陷入生存困境。”史衛忠表示,“檢察機關在依法追究崔某刑事責任的同時,建議民政部門申請法院剝奪了二人的監護權,由民政部門進行監護,盡力為被害人創造健康監護環境。”
此外,還要推動建立健全農村留守兒童和困境兒童保護長效機制。比如,江蘇蘇州吳江區檢察機關在辦理一起外來務工人員殺死幼子案時,積極調研流動兒童、困境兒童權益保障問題,推動依托網格化社會治理聯動指揮平臺搭建困境兒童保護三級網絡。(王 俊)
編輯: 陳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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