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公路是服務鄉村振興的重要基礎設施，是打通城鄉要素流動的重要紐帶。《農村公路條例》(簡稱《條例》)的出臺，首次以專門立法形式系統構建了農村公路發展的制度體系，為推進鄉村全面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提供了堅實的法治保障。

　　《條例》的制度創新

　　我國農村交通建設始終與時代同頻、與民生共振。《條例》的制定實施，既是對新時代“三農”工作新形勢的主動回應，更是交通運輸領域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的制度創新。

　　一是更好服務國家戰略實施。《條例》第一條明確將“推動高質量發展、適應鄉村全面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作為立法宗旨，充分體現了農村公路的公益性屬性。當前，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仍是突出短板，農村公路作為連接城市與鄉村的“經濟線”“民生線”，其高質量發展直接關系到糧食安全、產業振興、城鄉融合等國家戰略的落地。《條例》通過法治化手段將農村公路發展納入國家治理體系，有利于更好發揮農村公路事業服務國家戰略的作用。

　　二是實現破解發展難題的制度突破。長期以來，農村公路存在“重建輕養”“資金短缺”“責任虛化”等痛點。《條例》直面問題，構建了“政府主導、多元參與”的責任體系，明確縣級政府主體責任，細化各級交通運輸部門監管職責，創新資金籌措機制，為解決“誰來建、誰來管、誰來養、錢從哪來”等核心問題提供了制度依據。

　　三是完善推動城鄉融合的實踐路徑。《條例》第九條提出“促進城鄉交通運輸一體化”，要求農村公路與國道省道銜接協調，與產業園區、旅游景區聯動建設。這一規定有助于打破現實中城鄉交通的“二元分割”格局，通過完善農村路網，推動城市資本、技術、人才等要素向鄉村流動，為農業產業化、鄉村旅游發展提供基礎支撐，是落實“城鄉融合發展”理念的生動實踐。

　　《條例》的核心內容

　　《條例》立足農村公路“建管養運”全生命周期，構建了系統完備、務實管用的制度體系。

　　一是權責清晰的責任體系。《條例》明確了“國家統籌、省級協調、縣級主責、鄉村參與”的責任架構。第五條突出縣級政府“主體責任”，要求其統籌解決重大問題;鄉鎮政府、縣級交通運輸部門分工協作;國務院及市級以上交通運輸部門加強指導監督。這種“三級聯動”機制，既強化了基層政府的屬地責任，又明確了上級部門的監管職責，避免了“責任懸空”。

　　二是多元可持續的資金體系。《條例》第六條確立“財政投入為主、多渠道籌措為輔”的資金制度，創新性提出三大籌資路徑：一是地方政府按財政事權落實預算，確保“財政兜底”;二是鼓勵慈善捐助、資源開發等社會參與，如通過公路沿線資源綜合運營獲取收益;三是引導金融機構提供適配服務，吸引社會資本依法介入。這一體系既堅守了農村公路的公益性底線，又激活了市場機制的補充作用，為保障農村公路資金長期穩定投入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是統籌協調的建設體系。《條例》第七條至第十一條構建了科學的建設標準：一是“提質與延伸并舉”，偏遠地區側重路網延伸，發達地區側重提檔升級;二是“技術等級差異化”，根據功能定位、地形條件、交通流量確定標準，避免“一刀切”;三是“銜接融合”，要求與國省道、產業園區、旅游景區聯動建設，如推進“農村公路+鄉村旅游”一體化。同時，簡化小型項目程序、優先利用既有道路節約用地，體現了高效集約的建設理念。

　　四是長效化的管養體系。《條例》第十三條至第二十二條聚焦管養關鍵環節：一是強化超限治理，對建設施工車輛集中通行農村公路作出規范，明確電子監控設備設置使用要求;二是壓實養護責任，縣道由縣級交通運輸部門負責，鄉村道由鄉鎮政府組織實施，鼓勵農村居民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公益性崗位等方式參與日常養護;三是健全安全機制，以急彎陡坡、穿村過鎮路段為重點排查安全隱患，組織落實應急預案。這些規定將“建管養運并重”落到實處，推動農村公路從“通上車”向“保暢通、保安全”轉變。

　　五是協同發展的服務體系。《條例》第二十五條提出“促進農村客運、貨運物流、郵政快遞融合發展”，推動農村公路從“出行工具”向“產業載體”升級。通過完善物流基礎設施、保障客運可持續運營，農村公路將成為串聯農業生產、鄉村旅游、電商物流的“黃金通道”，助力鄉村產業“接二連三”融合發展，為城鄉經濟循環提供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