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9月，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李維漢(又名羅邁)即將調任邊區政府秘書長時，毛澤東曾專門叮囑：“羅邁，延安好比英國的倫敦。”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一書中寫道：“我體會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倫敦是英國的首都，它的政策影響著英國的眾多的殖民地。我們當時也有很多根據地，根據地當然不是殖民地，但需要一個‘首都’作為政策中心，則是一樣的。毛澤東是要求陜甘寧邊區在執行黨的政策中帶個頭，自覺承擔試驗、推廣、完善政策的任務。”由此可見，毛澤東是把陜甘寧邊區視為局部執政的“試驗區”“示范區”和新民主主義中國的雛形。

　　直羅鎮戰役舊址

　　“邊區的事情由我們來辦”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中共中央派出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等為代表，先后在西安、杭州、南京、廬山等地，就西北蘇區更名改制后的名稱、轄區和行政長官人選等問題，與國民黨的代表進行談判。同時，有步驟地進行西北蘇區更名改制的工作。更名，即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改為陜甘寧邊區政府;改制，即將工農民主制改為民主共和國制。

　　1937年9月6日，根據國共兩黨達成的協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正式更名為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張國燾。邊區政府是國民政府承認的合法的地方政府，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民主政權。它的階級基礎除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外，還包括其他一切愿意抗日的階級、階層;它實行民主集中制，即民主基礎上的集中，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它實質上是由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但又是國民政府承認的地方行政區域，中國共產黨在邊區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外交等各個方面都起著領導作用。黨中央提出要把陜甘寧邊區建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區：實行新條件下的民主制度，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區;實行必要的經濟建設，改善人民的生活狀況;實行必要的文化建設，這些成為陜甘寧邊區建立和建設的根本指向。毛澤東堅定的指出：邊區的事情由我們來辦。

　　為了加強陜甘寧邊區政府的領導，中共中央選派中共的優秀分子和負主要責任的黨員參加邊區政府的領導工作，由林伯渠任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不僅是深受全黨愛戴的老共產黨員，而且是著名的同盟會員，在國共兩黨和全國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同時，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邊區中共組織的主要領導人高崗任邊區參議會議長。還有許多著名共產黨員，如謝覺哉、李維漢、陳正人等先后擔任邊區政府的重要領導職務。任弼時從共產國際回到延安后，中央政治局決定由任弼時負責領導邊區工作，是黨中央直接地、經常地指導陜甘寧邊區建設的成員。

　　延安和陜甘寧邊區的新氣象，成為國內外人士所矚目和向往的地方。青年學生成批地奔赴延安，愛國知識分子和海外華僑不斷來到延安，國外友好人士也沖破重重阻力，到延安和邊區訪問考察。1939年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再次奔赴陜北采訪，他耳聞目睹抗日戰爭爆發后延安和陜甘寧邊區的新變化、新氣象，寫下這樣的文字：“延安地區原來是世界上最窮、最落后的地區之一，但邊區政府經過幾年切實的努力，在這里建設了有文化和繁榮的社會生活。”“每一個村子和縣都有選舉成立的行政委員會。邊區政府是由普選出來的代表選舉產生的，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次。”

　　陜甘寧邊區政府舊址

　　“邊區的作用就在做出一個榜樣給全國人民看”

　　陜甘寧邊區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各抗日根據地的總后方。比起其他抗日根據地來，這里所處的是比較和平的環境，推行各種政策可以比較從容。因此，毛澤東用了很多的精力來研究和指導陜甘寧邊區的工作，像對待親人那樣細心周到地關懷著、撫育著它的成長，對邊區寄予厚望。他所考慮的遠不只是陜甘寧邊區這一個局部的問題，而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各根據地內應該實行怎樣的政策。他說：“邊區的作用就是做一個榜樣給大家看”，邊區人民的任務是“提高自己，幫助別人”。

　　1939年1月，陜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在延安召開，經過民主選舉，選出高崗為議長、張邦英為副議長，林伯渠為邊區政府主席，高自立為副主席。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提出邊區建設的方向是要成為“抗戰的堡壘”和“民主的模范”。他還提出邊區的施政方針是：大大發展國防經濟，發展農業、手工業，改良人民生活;發展國防教育，辦初級的高級的學校，開展識字運動，使邊區人民大大提高文化水準;大大推進國防的民眾運動，加強軍事訓練。這是毛澤東對邊區建設的初步設想，邊區第一屆參議會開辟了根據地民主政治的新局面。朱德評價說：“在中國，由議會選舉政府，決定施政方針，邊區是第一個”。它實際上成為后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雛形。

　　黨中央、毛澤東的設想在陜甘寧邊區得以初步實現。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在邊區第一屆參議會開幕詞中指出：陜甘寧邊區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已有著光榮的成績，在全中國范圍內起了模范作用，并給全世界人士以極大的興奮。邊區實行了普選的民主制度，保障了人民的民主權利，動員了人民參加政府工作，建立了各級民意機關，因此奠定了民主共和國一部分的基礎。在邊區又實行了優待抗日軍人家屬，保護了人民已得的利益，開墾荒地增加了戰時的生產，扶植了新興的手工業和商業，廢除了一切苛捐雜稅，提高了工人的工資，推行了切合抗戰需要的國防教育，這一切都能夠使得邊區人民的生活得到適當的改善，因而增加了抗戰的力量。這些成績是和邊區全體群眾和工作人員的努力不可分離的，并且表明了邊區是能夠在抗戰中起推動作用，能夠從艱苦奮斗中建立鞏固的抗日根據地。

　　經過多年的努力，中共中央建設陜甘寧邊區的施政方針和各項政策都取得成功實踐，邊區的各項建設發展到一個新階段，成為對其他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新民主主義建設具有示范作用的先進地區。從華北前線回到延安的彭德懷說：陜甘寧邊區給全國，給敵后做了很多事情，把革命的三民主義，也是新民主主義在陜甘寧邊區認真實現了，對全國來說有很大的啟示作用。毛澤東自豪地說：陜甘寧邊區“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磨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這也是陜甘寧邊區面向國人和世界的形象。一位外國朋友說：到中國不到延安看不到新中國。

　　“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

　　1940年1月，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毛澤東在會上做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長篇演講。這個長篇講話，從下午一直講到入夜點起煤氣燈的時分。擁擠在會場里的五六百聽眾，被他的精辟見解和生動話語所鼓舞、所吸引，聚精會神，屏息靜聽，情緒熱烈，不時響起一陣陣的掌聲。一個月后，這篇演講首先在《中國文化》創刊號發表，不久在《解放》上登載時題目改為《新民主主義論》。

　　毛澤東這篇講話的目的，主要是駁斥國民黨頑固派對陜甘寧邊區的污蔑，但它的意義遠遠超出這個范圍。毛澤東在講話中開宗明義地提出“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他十分明確地回答：“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他說：“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斗，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斗;一切這些的目的，在于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成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成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

　　毛澤東所說的新中國，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他對這個共和國的性質、形式、組織原則以及政治、經濟、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具體內容做了全面論述，尤其論述了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體和政體問題。國體，就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政體，就是政權構成的形式問題。毛澤東總結說：“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把中國共產黨所要建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是怎樣的一個國家，為人們勾畫出了一個清晰而完整的輪廓。

　　毛澤東對未來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充滿希望，在文章的末尾詩意般地激情歡呼：“新中國站在每個人民的面前，我們應該迎接它。新中國航船的桅頂已經冒出地平線了，我們應該拍掌歡迎它。舉起你的雙手吧，新中國是我們的。”

　　隨著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理論的提出，中共中央、毛澤東著力把陜甘寧邊區作為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試驗區”和“示范區”。在1940年3月初召開的邊區黨政聯席會議上，毛澤東指出：“邊區的方向，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方向。現在全國要辦新民主主義，有沒有一個樣子呢?我講已經有了。陜甘寧邊區就是模范。”1941年5月，毛澤東更加明確地指出：現在陜甘寧邊區和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的社會已經是新民主主義的，“各根據地的模型推廣到全國，那時全國就成了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秘書長的任弼時說：“陜甘寧邊區對于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來說，是處于一種領袖的地位，即根據地的領袖地位。這個區域里的一切重要設施，對于其它根據地有一種先導的模范的作用，要為其它根據地所效法。”

　　1941年5月1日，中共陜甘寧邊區中央局發布了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批準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施政主張：如在政治上實行“三三制”，改進司法制度，厲行廉潔政治，保證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權、政權、財權等自由權等;在經濟上發展工業生產與商業流通，調節勞資關系，實行合理的稅收制度等，還有實行民族平等原則，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區等，旨在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階級、政黨和人群共同抗日、建設邊區。這個《施政綱領》是新民主主義治國方略和政策主張的實際運用，不僅在陜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民主根據地中具有開創性，而且對后來新中國的建立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棗園革命舊址內中共中央五大書記銅像

　　“讓人民來監督政府”

　　在中國共產黨還在局部執政之時，毛澤東就對未來中共成為執政黨后如何面臨更大的考驗，打破歷史“周期律”，進行了深深的思考和有益的探索。

　　1944年3月，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發表不久傳到延安，毛澤東看到后意識到它的重要價值和深遠意義，立即決定把李自成功敗垂成的歷史教訓，作為全黨在局部執政階段的反面教材。毛澤東之所以如此高度評價《甲申三百年祭》，在于該文對李自成失敗原因的深刻揭示:“在過短的時期之內獲得了過大的成功，這卻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劉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淪進了過分的陶醉里去了。進了北京以后，自成便進了皇宮。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籌備登基大典，招攬門生，開科選舉。”4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做了題為《學習和時局》的演講報告，歷數中共歷史上因驕傲而吃了大虧的教訓的同時，明確宣布把《甲申三百年祭》作為全黨的學習材料和整風運動的正式文件，告誡全黨要以李自成為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指出：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11月21日，毛澤東又親筆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此后，毛澤東多次告誡全黨要汲取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失敗和歷代王朝人亡政息的教訓。

　　黨的七大閉幕不久，黃炎培等六位國民參政員訪問延安。有一天，黃炎培在楊家嶺的窯洞里，向毛澤東提出了一個長期以來一直縈環腦際而未能解答的問題。他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他希望中國共產黨能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面對黃炎培的憂思，毛澤東胸有成竹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毛澤東的回答，是對中共執政問題深入思考的結果。他所講的民主，就是指建立人民民主政治制度，由人民管理國家事務，從而防止腐敗，建立廉潔政治。那么如何實現人民管理國家事務?毛澤東認為：一個是要使“人人起來負責”，另一個是要讓“人民來監督政府”。聽了毛澤東的這番見解后，黃炎培認為：“這話是對的”。“把民主來打破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

　　在轉戰陜北的日子里，黨中央和毛澤東等黨的領導人既指揮前線作戰，也謀劃建立新中國的大計，堅定地表示“我們要以一個延安換取全中國”。1947年下半年，在人民解放戰爭轉入戰略進攻之時，中國共產黨下一步將要面對的是如何建立一個新中國，并及時昭告全黨和全國人民。10月10日，毛澤東在葭縣神泉堡起草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簡稱《宣言》)，正式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提出了“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政治綱領，并宣布了中國共產黨的八項基本政策，在舉國上下以至國際社會上引起了巨大的轟動。正如周恩來所指出：我們提出打倒蔣介石口號，“一方面，我們已用事實證明給老百姓看，我們有力量打倒蔣介石;另一方面，老百姓也不要蔣介石，就連上層分子(除少數反動集團外)、中產階級也不想給蔣介石‘抬轎子’了，也要推翻他了。所以這個時候提出打倒蔣介石正合時宜。”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擴大會議(楊家溝會議)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米脂縣楊家溝召開擴大會議(亦稱“十二月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做了《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回答了在中國革命戰爭已達到一個轉折點的歷史時刻，中國共產黨怎樣打倒蔣介石，怎樣建立一個新中國的重大問題，并制定了建立新中國的一系列綱領、方針和政策。毛澤東在十二月會議的報告中提出中國共產黨的最基本的政治綱領：“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毛澤東還宣布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經濟綱領：“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為首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這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接著，毛澤東闡述了新中國的經濟構成，并提出新民主主義國民經濟必須以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為總目標。一切離開這個總目標的方針、政策、辦法，都是錯誤的。毛澤東對十二月會議的重要意義做過這樣的評價：“這次會議是一次很成功的會。20年來未解決的革命力量在斗爭中的優勢問題，今天解決了，局面開展，勝利可期。”

　　1948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毛澤東離開陜北，前往華北。在4月1日晉綏干部會議的講話中，毛澤東更加明確的指出：“人民大眾所建立的國家和政府，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無產階級領導的各民主階級聯盟的民主聯合政府。”1948年9月，華北人民政府成立，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為之奮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雛形已經顯現。一年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平宣告成立。

　　(當代陜西—陜西網 特約撰稿梁星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