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岳蘭蘭

　　一個秋高氣爽的日子，我赴同學邀約到母校天祿閣小學故地重游。為了“申遺”保護漢長安城遺址，位于未央宮遺址的九村寨和天祿閣小學都拆遷了。母校舊址上的天祿閣遺址卻完全裸露出來，顯得格外高大雄偉，當年閣臺前的那座教研室門口掛著兩塊牌子，一塊是“民國時期保護機構舊址”，另一塊是“西京籌備委員會天祿閣小學舊址”。

　　進門后我們發現，房屋四面墻上掛滿了照片、文字等資料，記載著母校建校以來發生過的歷史大事件。通過講解，我們了解到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天祿閣小學曾是中共地下黨情報站，其中一個叫“第五伯昌”的名字吸引了我，他是校友第五巧蓮的祖父。

　　隨后，我見到了第五巧蓮。交談中，我才知道她對自己爺爺的情況知之甚少。她說，2011年旬邑縣“馬欄革命紀念館”開館儀式時曾邀請她，她因事沒能參加，但她心里有個愿望，有生之年一定要回趟老家，弄清楚爺爺的革命史和家族的情況。去趟旬邑，我倆一拍即合。

　　我們開車一路向北，在旬邑縣魏洛村找到了第五巧蓮堂叔第五歲勤和堂弟第五書峰的家。通過第五巧蓮堂叔、堂弟的口述以及馬欄革命紀念館的圖片和事跡介紹，我們對第五伯昌的革命歷史有了了解。

　　第五伯昌，字良棟，化名正德，1889年生于陜西省旬邑縣魏洛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01年，旬邑大旱，民不聊生。為維持生計，他的父親出外做苦工，因病客死他鄉，留下母親和年僅12歲的第五伯昌等三個幼子艱難度日。由于家庭貧苦，他少年時只讀了兩年私塾。當時渭北兵荒馬亂，饑民遍地，平時喜歡武術拳腳的他，在艱苦的環境下磨練出勇敢正視困境、積極克服困難、堅強自立的性格。民國初年，第五伯昌受三民主義等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影響，加入畢墨軒部隊，投身反帝反封建斗爭，被提拔為班長。但因不滿軍閥混戰給人民帶來的災難，毅然離開部隊回到家鄉。

　　1926年秋，中共旬邑特支(地下黨)書記許才升以國民黨旬邑縣黨部籌委身份作掩護，在旬邑縣城成立農民協會，之后又在旬邑縣西區(張洪)建立農民協會。第五伯昌立即報了名，還說服親朋鄰里參加農民協會，并被推選為該區農協主席，積極參加黨領導下的外圍組織建設，建立旬邑縣張洪區農民自衛軍，維護社會秩序，保護農民利益，使張洪區迅速形成“農民的事情農協管”的局面，為開展農民運動打下了基礎。

　　1927年3月，第五伯昌請求旬邑特支書記許才升在魏洛村創辦平民夜校。在他的宣傳動員下，有40多名貧農參加了魏洛村平民夜校，一邊讀書識字，一邊接受國民革命形勢教育、了解中共政治主張、明確農民運動的意義。在此期間，第五伯昌同11名進步青年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共旬邑縣第一個農村黨支部——中共魏洛支部，第五伯昌任支部書記，從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7年10月，中共旬邑特支改組為中共旬邑區委，1928年5月領導發動了以清塬區農民武裝為主體的交農起義。起義當晚，第五伯昌作為骨干分子，參加了攻占國民政府旬邑當局縣城及政權機構的戰斗。隨后，他奉命與程群騎馬赴彬縣涇河畔偵察國民黨軍動向，此日又與程百印、程永延一道率蘇維埃紅軍渭北支隊30人，赴彬縣黃家橋一帶設伏警戒。同時，中共旬邑區委又采納了他的建議，再派出300人力，加強設伏警戒力量，防止國民黨軍突襲，鞏固起義成果。

　　5月30日，因變節分子劉興漢里應外合，彬縣國民黨軍及旬邑縣民團繞道抓捕了中共旬邑區委主要領導許才升等7人。第五伯昌與呂振邦、程百印、程雙印的游擊隊進行阻擊，展開積極營救工作，終因力量懸殊，寡不敵眾，多處負傷的第五伯昌掩護30多名隊員成功撤離，奔赴北山，營救行動失敗。

　　旬邑起義失敗后，第五伯昌并未悲觀失望。1929年初，他又主動尋找中共三原縣委，對接組織關系。第五伯昌隨即奉命赴淳化縣白廟、薛家一帶建立農村支部。他發展任連俊、李三合等人為中共黨員，建立起中共淳化縣第一個農村黨支部——中共白廟薛家支部。后來，第五伯昌受黨組織指示回到旬邑，秘密恢復了中共旬邑特支，地址就設在東關崔廷儒家，自己任社會委員，負責聯絡和統戰工作，為恢復黨在旬邑地區的組織、開展活動打好了基礎。

　　1929年，關中地區遭遇歷史上罕見的大旱，顆粒無收，餓死的饑民隨處可見。此時，中共陜西省委派陳云樵等赴三原縣武字區等地組建災民自救軍，抗糧抗霸、懲辦土豪劣紳。陳云樵為司令，黃子文為政委，政治部有習仲勛、第五伯昌等。籌建蘇維埃政府，黃子文任主席，第五伯昌任副主席，災民自救軍改名為渭北游擊隊。后來，這場斗爭在反動武裝的進攻和叛徒劉遂兒的告密下，黃子文等同志遇難，第五伯昌所率領的旬邑同志也被打散。

　　1930年至1932年，按照中共陜西省委指示，對當時黨的組織進行整頓，清理黨內動搖分子，繼續發展農村支部。第五伯昌負責郝村等4個支部，又成立了芝村等7個農村黨支部，動員了數十名有志青年加入陜甘游擊隊，發展壯大了革命力量。

　　1932年4月，第五伯昌偵察到，國民黨旬邑縣城警戒疏忽、兵力空虛、防守不嚴，并及時將這一情報傳遞給陜甘游擊隊，游擊隊一舉攻克旬邑縣城。

　　1932年10月，西北反帝同盟軍在甘肅正寧縣三甲原改編，以壯大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旬邑特支派第五伯昌代表黨組織前往祝賀并給游擊隊授旗。當晚，他為陜甘游擊隊做向導，協助謝子長攻入職田鎮，搗毀國民黨職田區公所，成功擒獲國民黨職田民團團長唐碧武等人。

　　1933年，第五伯昌奉上級組織指示改名為第五正德，前往西安市漢長安城遺址柯家寨，以租地務農身份潛伏下來，并開了個面坊，以為西安城內送面作掩護，往返于城鄉之間。第五伯昌與地下黨組織取得聯系后，被編入未央宮天祿閣小學情報站，會同吉午中、饒紫云夫婦、魏炳林、石凱夫幾位教員身份的地下黨員一起收集傳送情報。

　　位于西安市北新街的七賢莊，有一處中共“秘密交通站”。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后，這個地方轉為半公開的“紅軍聯絡處”。1937年9月，“紅軍西安聯絡處”更名為“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在那些年里，第五伯昌一直是這里的“送面”常客。他與八路軍西安辦事處頻繁往來，引起了國民黨特務的注意。有一次，第五伯昌剛到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大門，發現有可疑人盯梢，于是放棄向西直走，快速穿過十字街反向而去，成功甩掉“尾巴”后完成了情報傳送任務。

　　1943年12月，薛樵(石愷夫)因被國民黨特務偵知而處境危險，情報組請示中共中央社會部后，立即讓薛樵速回延安避險。第五伯昌自薦護送薛樵回延安，一路冒著生命危險闖過多道封鎖線，最終成功護送薛樵回到延安。直到1944年夏季，中共中央社會部才通過地下交通站將他送回西安。老戰友習仲勛送他一匹大白馬，進入西安后的第五伯昌喬裝成國民黨軍官，騎著白馬回到柯家寨，繼續做情報工作。

　　因長期在艱苦斗爭環境中工作，第五伯昌積勞成疾，不幸于1947年2月病逝。

　　馬欄革命紀念館里，第五伯昌遺像下有一段這樣的話：“第五伯昌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為黨和人民事業不懼艱險、不計名利、無私奉獻、默默無聞的一生，是一名樸素、純粹、坦蕩、優秀的中共黨員，是一名值得旬邑人民紀念和懷念的人民勤務員。”